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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讀

當前疫情拐點未現，各地抗疫防疫形勢依舊嚴峻。作為一個人口超千萬的城市，2月4日，浙江省杭州市發布通告，其中提出：對全市所有小區實行封閉式管理，人員進出一律測溫，并需出具有效證件；除特殊需要外，每戶家庭每兩天指派1名家庭成員外出采購生活物資等。

防控措施升級以來，作為政策執行的主力軍，社區工作人員的責任與壓力可想而知。近日，半月談記者走訪杭州社區，傾聽他們的心聲。

手機24小時開機 每天處于淺睡眠狀態

酈娜是杭州市下城區東新街道東新園社區的黨委書記，她從大年三十一直上班到2月8日。該社區有5372戶居民，約2萬人，其中居家隔離的有64戶148人。“市里出臺防控升級舉措后，社區更忙了。我們每個社區工作人員都是24小時開機，平均每天回復微信和撥打電話的次數都上百。”酈娜說。

既要做好15戶居家隔離戶心理疏導、生活保障工作，又要兜住20多戶獨居、孤寡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，小區實行封閉式管理后，拱墅區湖墅街道珠兒潭社區黨委書記俞慧萍的工作量增加了3成以上。

“我們社區有2877戶近9000人，封閉式管理后，個別群眾強行沖卡、不愿登記等情況，讓我們倍感壓力。”俞慧萍說，除此以外，社區老年食堂關閉后，老年人吃飯、照顧等問題也都壓在了社區干部身上。俞慧萍告訴記者，10多天來，自己每天都處于淺睡眠狀態，吃了促睡眠的褪黑素也不管用。

在湖墅街道倉基新村社區，記者采訪社區黨委書記戴靜40分鐘，這期間，她就接打了近30個電話，“不好意思，又有居民來詢問返杭的相關事宜。”戴靜已在社區工作了近10年，今年是她最忙的一個春節，“前幾天，我們接到核實密切接觸者的任務，晚上11點多給人去電核實，被對方臭罵一頓，我們也只能不斷道歉，繼續詢問。”

社區工作人員向一名居家隔離的居民發放告知書及物資  新華社記者 黃宗治 攝

疫情發展未可期  工作人員壓力迫近臨界點

記者采訪了解到，層層嚴要求下，連續奮戰近半個月、身心疲憊的社區干部面臨巨大壓力。 

一是防控升級下，部分群眾不理解、溝通說服難的壓力。社區干部說，1月底以來，社區大部分群眾響應政府號召不出門，在家已經待了一周了。2月4日之后，政府又出臺更嚴格的出行管控措施，部分群眾的不理解和焦慮情緒增多，一些群眾由于長時間待在家，心情已有抑郁傾向，而遇到晴朗天氣時，居民都想出去走走。這時候，群眾頻繁沖卡的事件較多，給社區工作人員帶來很大壓力。“我們現在就希望天天下雨，期盼疫情早日結束。”

二是防護物資緊缺，一線工作人員怕被感染的心理壓力。“我們9名社區工作人員、9名保安，每天需要消耗50個口罩，現在防護物資主要靠各單位接濟，口罩、消毒水、防護服、護目鏡緊缺，與密切接觸人員或居家隔離人員接觸等，我們也只戴個口罩，沒有防護服。”戴靜說，“現在最怕社工人員被感染，一旦感染，整個社區工作人員都要被隔離，那社區工作就癱瘓了。”

三是突發事件帶來的壓力。有社區干部說，防控升級之后，按規定每戶兩天只能一人出門。有的群眾為了想出門透透氣，有躲在汽車后備箱出去的、有翻墻出去的，也有因長期不出門，心理抑郁的，這些人一旦發生意外事件，責任誰擔？

此外，一些居住在其他社區的子女因防控升級，小區禁止其出入，老人得不到及時照顧；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中心關停后，一些老人吃飯難、醫療護理難，如果這些老人發生意外，這個責任又由誰擔？ 

堅守社區崗位 共同防控疫情  新華社記者 黃宗治攝

四是數據表格、問責泛化帶來的壓力。“現在公安、衛健、組織等部門頻繁要表格數據，做好表格之后，還要工作人員手工輸入電腦一遍，等于再做一次表格，做報表的壓力比卡點值守的壓力還大。”一名社區干部說，他們社區有個做報表的工作人員，因上面要的報表格式頻繁更改、數據要的又急，直接崩潰哭了。

“檢查暗訪多、問責泛化也讓我們壓力大。例如，現在手機辦公多，卡點值守的社區工作人員用手機處理工作信息時，有可能被督導暗訪組認為在玩手機而通報；還有一次，督導暗訪組發現社區值守人員對進入小區的居民沒有測體溫，要通報我們，但上面當時又沒給我們配體溫槍，你讓社區干部怎么辦？”一名受訪干部說。

社區干部坦言，由于疫情戰線拉長，早出晚歸已是常態，他們對家人抱有深深的愧疚感。“疫情期間，母親被查出肝癌晚期，在需要陪伴的時刻，社區一名干部主動退掉了回家的票，每天通過手機視頻看母親。”“晚上8點多剛走進家門，3歲和5歲的兒子立即抱住媽媽雙腿，哭鬧起來”。有些還因為得不到父母、丈夫（妻子）、子女的理解，導致彼此關系緊張，影響正常工作。

及時評估優化防控模式

健全社區心理疏導機制

基層干部群眾及專家表示，疫情防控應避免層層加碼，需精準防治、科學防治，在不斷總結優化中，追求疫情防控與公共民生保障的平衡，進而減輕社區干部防治壓力，達到最優防控效果。

——總結優化防控舉措，降低群眾反感情緒和抵觸心理。

浙江省社會學會會長楊建華認為，現在有些地方的疫情防控有層層加碼的傾向。比如，關閉公園、商店，禁止體溫正常的外地務工人員進入小區，禁止居住在其他社區的子女看望父母；將幾萬人居住的小區變成只有一個出入口，增加群眾集聚風險等，這些過激化的舉措不僅影響到正常的返工返崗、經濟恢復、民生保障等工作，也增加了群眾的反感和抵觸心理，變相讓社區干部的工作“艱難”吃力。

“防控持續、群眾生活也要持續，我們需要不斷總結優化防控舉措，在疫情防控與公共民生保障方面達到平衡，避免層層加碼讓社區干部左右為難。”

——建立機關事業單位一對一幫扶社區機制，動員更多社會力量加入到防治行列。

北京盈科（金華）律師事務所律師嚴亮奇認為，社區疫情防治不能光靠社區、街道干部。他建議，疫情期間，可采取機關事業單位一對一幫扶社區機制，讓更多在家抗“疫”的公務員到社區值勤服務；并廣泛發動社會公益組織、群眾、志愿者加入到防治行列。隨著新生力量加入，連續作戰的社區干部可逐步輪休，身心釋壓。同時，建議出臺對一線社區干部的關懷激勵機制，以增強社區干部抗擊疫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。

小營巷社區志愿者在小區內巡查。新華社記者 黃宗治 攝

——加強社區心理疏導與壓力釋放，強化群眾災害教育和生命教育。

酈娜等基層干部表示，疫情防控升級、壓力驟升下，亟須對連軸轉的社區干部、宅家多日的社區群眾、部分居家或集中隔離人員加強心理疏導和壓力釋放。有條件的小區，還可建立專門的心理疏導與壓力釋放室，并由專業人士提供專門服務。

同時，加強群眾的災害教育、生命教育和科學防疫知識，提升各級干部群眾的科學素養，防止“草木皆兵和麻痹大意”兩種不良傾向。